《扬子晚报》1月19日报道过这样一条消息：《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将于2009年6月1日起生效。根据这一条例，未经允许，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发布者、传播者等违法行为人，最多可罚款5000元；情节严重的，半年内禁止计算机上网或停机。
此条有关人肉搜索的消息一经发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所谓的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人肉搜索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揭露某某门背后的真相，其最高目标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肉。简而言之，人肉搜索引擎就是指更多的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的一种机制。
江苏省最近通过《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用立法手段禁止“人肉搜索”，这未让我们感到欣喜—尽管我们一直对后者不抱好感。坦白地说，“人肉搜索”并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东西。更坦白一点，躲藏在网络后面，心怀正义或邪恶的目的，有意或无意对他人实施戕害的搜索者，让人感到恐惧而不是欣慰。
当然，于法制而言，公布任何未经本人允许的个人隐私，不论在哪种法律体系之下，都有违法之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徐州的立法，并无不当之处，甚至是对法制的完善作出的值得肯定的举措。在法制社会，完善法制本应获得叫好，但此举却引起舆论特别是网络声音的反弹，不得不让人对法制和法制环境产生困惑。
“人肉搜索”在国内的历史并不长。从其诞生之日起，这把双刃剑就既伤害了部分公民的个人权益，又挑开了蒙在极少权势人物丑恶嘴脸上的面纱。特别是在通过常规渠道不可得的情况下，公众只好利用网络的强大力量，用自己的方式，行使本可通过正常途径完成的监督权利。纵观近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几宗备受关注的案件，“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主要的获证渠道。所以，禁止“人肉搜索”引起强烈反弹，也就不足为怪了。
经过调查六成的的网友反对徐州禁止人肉搜索的行为。或许他们认为，“人肉搜索”将是反腐的利器。没错，有些官员落马了，也有几个受到了处分，这的确让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监督，而不只是网络搜索——如果认为这就是“人肉搜索”这一网络暴力行为所涵盖的全部内容，那就大错特错了。
想必你我都不陌生：无辜的个人在网络上被肆意践踏尊严，微小的过失仅仅因为一时激愤或好奇而被夸大，许多人被牵连失去珍贵的平静生活，甚至有人失去了生的勇气。在网络普遍应用的今天，这一股阴暗的逆流让人不寒而栗，“人肉搜索”向来不惜以最可怕的惩罚来对待渺小的个体，不惜以最卑鄙的做法来打击敌人。它泥沙俱下，以误伤无辜者为代价来实现公平，或者干脆成为个人报复的手段，以公益的旗号发泄私欲。
江苏省人大通过《条例》，禁止擅自公开他人信息资料，显然扼住了“人肉搜索”的喉咙。已经有人公开提出质疑，认为这是禁止网络监督，为腐败提供保护伞，而立法者也赶紧回应：贪官污吏的个人信息，还是可以公开的。
我们的网络舆论是不完美的，滋生其间的“人肉搜索”便是一个明证。但这种不完美，应该靠舆论自身的生长来解决。那些不够道德、不够善意的舆论，需要通过公益、平等、尊重隐私等价值观念的日益传播而遏制。在其中，惟独公共权力的介入需要警惕。
在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公共权力忍不住想插手民间舆论的管理。而我们认为，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这样的管理越少越好。在民间事务和公共事务中间，应该存在合适的界限。面对民间性质的领域，立法者和政府应该自我节制，而不应该遵从习惯思维的引导，横加干涉。
无论是纵容“人肉搜索”，还是禁止它，我们都很难喜欢。因为，在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对的行为背后，闪现着同样的逻辑。“人肉搜索”的支持者信奉“以暴治暴”。他们不够宽容，不够客观，不惜以群体的言论暴力，侵犯个人隐私。而用来禁止这一行为的《条例》，则几乎用了同样的方法：不加鉴别、不容商量，并且，不惜以公共权力，干涉言论空间。
为了反对一种危险，我们也许会陷进另一种危险里，这并不是相反的两端，更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生于民间的群体暴力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另一面，则是来自官方的权力对同一领域的威胁。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人肉搜索”也一样，如果仅从舆论监督的作用上来看的话，它无疑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如果只是想利用网络这种工具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私人目的而挖掘他人隐私的话，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我们希望“人肉搜索”能够趋利避害，发挥其有利的一面，禁止其不利的一面。
